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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她是四大名旦之一，曾说：我只是个演员，此人是谁？
• 2、《南征北战》故事，拍电影用真枪真子弹，它的经典台词多吗？
• 3、40年代中国话剧
• 4、话剧“四大名旦”你知道吗？仅一位在世，被誉为世纪美人，她是谁？

她是四大名旦之一，曾说：我只是个演员，此人是谁？

话剧有“四大名旦”，他们分别是张瑞芳、白杨、苏绣文和秦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几个人缔造了中国话剧界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便是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

张瑞芳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家世显赫，父亲张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军，北伐战争时已是国民党中将，担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张基便即暴毙而亡，父亲的去世对张瑞芳打击很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她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瑞芳从高中起才开始接触话剧，后来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参演左翼话剧。七七事变后，张瑞芳与北京大学的几位同学成立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从天津一路南下，演出了大量当时脍炙人口的剧目，比如《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正，也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为后来张瑞芳在话剧界大放异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剧团来到西安后，一部分成员选择前往陕北，一部分则选择退出剧团，从事自己的事业，而张瑞芳就选择了后者，一方面是因为她身体孱弱，不适合到陕北艰苦的环境中去，另一方面，她的男友余克稷亲自过来接她，要她一起前往重庆。当然，让张瑞芳没有预料到的是，重庆之行将成为她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张瑞芳于一九三八年赴渝，不久之后进入了演艺界，陆续出演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巴金《家》中的瑞珏，到了一九四一年，张瑞芳已经在话剧界声名鹊起，并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可以这样说，是重庆成就了张瑞芳。

一九三八年，张瑞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张瑞芳先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来又主动要求前往中国青年电影剧院，不久之后她又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莫调令。但她还没有到任，便收到了一个消息，出演《南征北战》女主角，这部电影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乃是由中央出面调动力量拍摄，并有专门的军事顾问，而且林彪还亲自改过台词的一部电影。

一九五二年，张瑞芳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勋举行了婚礼，这也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一九五七年，严勋被打成了“严重右倾分子”，当时政治环境紧张，但张瑞芳还是接到了电影《李双双》剧组的邀，她欣然接受，而让张瑞芳没有想到的是，《李双双》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而张瑞芳也因此大火。一九六二年，张瑞芳因此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二零一二年，张瑞芳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南征北战》故事，拍电影用真枪真子弹，它的经典台词多吗？

近些年来，我们常看到一些制作水平不高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一部分是大家纷纷吐槽的神剧系列，另一部分不是抗日神剧的战争片里，各种违反军事常识的画面也不断出现，这让很多观众大失所望。

本文要介绍的是我国影视领域反映战场最真实的一部战争片，这部电影不仅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被称为“老三战”，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军事故事片，这就是经典电影《南征北战》。

一、《南征北战》拍摄背景，元帅、大将当顾问

1951年春天，中央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等部门决定，拍摄一部体现伟人运动战思想的电影，献给八一南昌起义25周年。

来自于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荫被确定为导演，由于人才缺乏，又将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汤晓丹召回，由他们两人共同担任该片导演。

《南征北战》最早的剧本蓝本来自于一部话剧《战线》，该话剧由新四军老兵、三野文工团团长沈西蒙创作，描写了华东战场莱芜战役前后的故事。以这部话剧为蓝本，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合作，最终形成了《南征北战》的剧本。

在《南征北战》剧本创作过程中，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非常关心这部电影，他亲自参与了剧本的修改，甚至还帮助编剧修改了一些台词。他还建议增加一个思想动摇开小差的团长角色，后来这个建议被修改为影片一开始发牢骚要到地方工作的战士王春。

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也将导演和编剧请到北京，亲自为他们讲述了莱芜战役前后的事情，并对他们的拍摄工作进行了指导。这样，按照后来的授衔标准，《南征北战》的创作团队里相当于有了一位元帅和一位大将当顾问，这标准着实不低。

从《南征北战》的剧情来看，该剧本还是非常强大的，虽然是战争片，但剧情并不是简单的着眼于打仗，而是将重心放在体现运动战的思想上。尤其是通过战士们的情绪变化来反映影片的立意，显得剧情真实而饱满。

更关键的是，陈毅还特批拍摄经费100万元，而且可以按照军事演习费用报销。

二、真枪真子弹，真炮真炸药

有了上级的支持，《南征北战》剧组得到了其他电影想都不敢想的待遇，那就是拍摄时用真枪真子弹、真炮真炸药。

为了顺利完成拍摄，上级部门给《南征北战》剧组调来了一个野战师，其中一个团还是刚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他们同时带来的还有货真价实的武器。

从装甲车到坦克，从美制105榴弹炮到吉普车，从马克沁重机枪到汤姆森冲锋枪，从捷克式布伦式轻机枪到春田步枪，可谓应有尽有，完全再现解放战争的原貌。

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战争片制造炸点都是用雷管或者汽油包，《南征北战》用的则是货真价实的TNT炸药，由于炸药威力极大，拍摄时剧组也是小心翼翼，结果最后战士们都没事，导演成荫自己被炸伤了。

更牛的是，有了真枪不要紧，剧组演员们打的可都是真子弹，据片中饰演机枪手刘永贵的仲星火回忆，他一个人一场戏就打了四百发真子弹，当然，对面没有人。

不光道具是真的，《南征北战》拍摄的很多军事画面也是非常真实的，从战士们扛枪的姿势到射击的手势，都是标准的。

笔者举两个例子，在片中，不论是轻机枪还是重机枪，在阵地使用时都是配备有副射手的，这一点现在很多军事题材影视剧都根本不在意。

在敌人进攻的间隙，战士们并不是趴在战壕里等着，而是躲在山坡反斜面的地方防炮，阵地上只留观察哨，而现在很多影视剧里，战士们从头到尾都是躲在战壕里等着挨炸。

所以，陈老总将剧组拍摄费用当演习费报销也不算是照顾，拍摄现场确实像演习。

三、真正体验生活的演员们

《南征北战》导演是两位，他们进行了分工，来自于解放区的成荫负责拍摄解放军戏份，来自于上海的汤晓丹拍摄国民党戏份，大场面由两人共同负责。

导演分工好解决，但演员的演技和配合是个难题，《南征北战》里演员众多，还都来自不同的区域，之前的生活习惯和工作经历都不一样，如何配合好，演员演得像是一个问题。

剧组对此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演员深入体验生活，像仲星火、铁牛这样本身就出自军队文工团的演员还好说，像冯喆、张瑞芳、项堃、阳华这些出自于大城市的演员则在体验生活上下了苦功。

饰演男一号高营长的是英俊小生冯喆，他去体验生活的地方是军营，每天他都跟普通战士一样出操训练，摸爬滚打努力让自己像一个兵。

不过老实说，冯喆的造型和气质在片中怎么看还都像一位教导员，没办法，颜值气质这块真的不好改变。

饰演女一号村长赵玉敏的是张瑞芳，她当年可是重庆话剧界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可是你从《南征北战》里根本看不到她身上任何的大城市气息，不论从扮相上还是气质上，这妥妥就是一个山东大姐啊。这个变化就是张瑞芳到沂蒙山区体验生活几个月的结果。

而饰演反派张军长和李军长的项堃和阳华，他们俩体验生活的地方则有些特殊，国民党高级军官战俘所在的战犯管理所。

所以，体验生活这个优秀的传统是演员饰演角色必不可少的环节，像姚晨在一开始出演《潜伏》时就找不到农村丫头的感觉，她到太行山区农村体验生活一个月才找到了翠萍的影子。可惜这样的传统目前在影视界居然逐渐消失了。

四、《南征北战》拍摄花絮

上文说了，《南征北战》剧组得到了一个野战师的支援，甚至还有一个刚从朝鲜回来的团，但意外的是，这些解放军战士却不愿意出演该片。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战士一听说自己要演国民党士兵，立刻产生了对抗情绪，老子拼了命将他们打败了，临到最后还要演他们被打败的过程，不干。

毕竟《南征北战》拍摄时间早，距离解放刚刚过去两三年，战士们有这样的情绪也是正常，好在经过上级做工作，战士们还是接受了这个不一样的革命任务。

《南征北战》拍摄地是在山东临沂和青州，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为了配合剧组拍摄群众支援前线的戏，当地老百姓又拿出当年的劲头，给电影当群演。

只是，老乡们对拍电影还是有些懵懂，当他们看到那些“国民党士兵”时，居然拿起石头和土块砸了过去，这也怪不得战士们有情绪，当个演员被误会不说还得挨打。

《南征北战》的剧本第一稿涉及内容非常宏大，几乎囊括了华野三年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聚焦和修改，将剧情集中到了莱芜战役这一块，因为在莱芜战役之前部队里确实存在一些情绪，像许司令员就曾发牢骚：“你们当官的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当兵的只有两条腿。”

有了矛盾有了冲突才会有精彩的电影，所以选取这一段历史改编电影确实值得称道，也更能体现伟人的运动战思想。

有意思的是，虽然剧情简化了，但有一个角色反而复杂了，这个角色就是张军长。

虽然片中没有提及张军长部队的番号和他的姓名，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和野心勃勃的样子一看就是改编自张灵甫。

而这位张军长逃跑时坐在装甲车里被俘，其原型应该来自黄维。

最后，张军长被俘，战士报告他曾拿着小石头往自己头上砸，这个典故出处则是杜聿明。

看来项堃也是赚到了，一个人演了国军三大将领。

40年代中国话剧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吼声。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你们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

话剧“四大名旦”你知道吗？仅一位在世，被誉为世纪美人，她是谁？

相声演员高峰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了一张老照片，很多网友都不认识，也难怪，四个大老爷们凑一堆拍照，不认识他们的网友谁能往“四大名旦”上想啊。

有意思的是，由于这四位京剧界的“四大名旦”起了个头，从此各个演艺行业也都开始遴选本行业的四大名旦，笔者之前文章曾说过二人转的四大名旦，要说除了京剧之外最有名的四大名旦，那就非话剧界的“四大名旦”莫属了。

话剧“四大名旦”的叫法来源于1943年，彼时文艺界大咖夏衍在重庆参加戏剧创作座谈会时提到，京剧界有四大名旦名噪一时，话剧界也应该有四大名旦，舒绣文、张瑞芳、白杨和秦怡就是。从此话剧界“四大名旦”称号开始流传起来。虽然看起来这四位可都算是电影明星，事实上她们确实都曾在话剧舞台上发光发热，况且话剧和电影本身就互通，因此说她们是话剧四大名旦也是没问题的。

一、 舒绣文

话剧四大名旦里她年龄最大，1915年生，出生于安徽安庆，学习在北京，辍学后当过舞女、教师、配音演员和话剧演员，1933年首次出演电影。

由于舒绣文去世较早，1969年因病逝世，因此她的代表作在四大名旦里不算多，笔者曾经看过的一个著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她出演了一个泼辣的交际花，也算是男一号的小三儿。值得一提的是出演男主角原配夫人的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白杨，出演小四儿的则是另一位著名大明星上官云珠。解放后舒绣文调入北京人艺剧院，曾在话剧《骆驼祥子》中饰演虎妞。

此外，舒绣文台词功底好，早年也做过配音演员，因此她还曾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期的著名动画片《小猫钓鱼》中给猫妈妈配音。

二、 张瑞芳

1918年生于保定，她从高中时就开始接触话剧了，曾出演著名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名优之死》，此外还在抗战后出演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和曹禺的话剧作品《北京人》。

1938年张瑞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出演电影《松花江上》等作品。解放后，张瑞芳的电影事业进入高潮，著名的战争片《南征北战》中她饰演了女游击队长。

1962年著名的喜剧故事片《李双双》中，张瑞芳又出演了女生产队长李双双，凭借此角色她获得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2003年张瑞芳获得中国电影金凤凰终身成就奖，2012年张瑞芳因病逝世，享年94岁。

三、 白杨

1920年生于北京，原籍则是湖南省汨罗市，由于家境贫困，白杨11岁就开始在电影中跑龙套，电影厂解散后她又去话剧团，参演了一系列话剧。直到16岁，白杨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十字街头》从此开启了她的电影明星生涯。相对来说她出演的话剧并不多，在重庆期间曾参演《屈原》和《天国春秋》。

白杨的电影代表作中比价最有名的有和赵丹合作的《中华儿女》，《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上文笔者提到的她担任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尤其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她将女主角素芬突然遇到“陈世美”丈夫张忠良时的那种情绪拿捏得非常到位。

解放后，白杨最著名的一个电影角色就是鲁迅名作《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个角色详细很多人都会看过。1996年白杨因病逝世，享年76岁，去世前她刚刚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女演员奖。

四、 秦怡

话剧四大名旦中，秦怡是小妹妹，出生于1922年的上海，祖籍江苏。上学期间秦怡就参加话剧演出，巧了，她也演过《放下你的鞭子》。17岁的秦怡首次出演电影，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她八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陆续出演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

赵丹主演《林则徐》中彪悍的阿宽嫂，著名抗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机智的芳林嫂，著名体育电影《女篮五号》中的林小洁的母亲等。

近些年来，年逾九十岁高龄的秦怡依然在影视剧中发挥余热，她先后客串出演了电视剧《心术》和电影《妖猫传》。

秦怡被称为世纪美人，并不仅仅指她的外貌和演技，她曾照顾生病的丈夫二十余年，抚养看护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四十多年，她自己本身还患有严重的疾病，因此2010年秦怡被评选为“十大感动母亲”，世纪美人实至名归。

最后，这些年来话剧市场也有了新变化，随着开心麻花的火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话剧开始和喜剧划等号，传统的话剧市场逐渐萎缩，不知道什么时候话剧舞台能再涌现出新的四大名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