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李先念的后代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所谓的老将军后代合唱团是什么东西
• 2、抗日战争新四军几个师？
• 3、他由许世友勤务兵变搭挡，最年轻有为的军政委，23岁喋血祁连山
• 4、李氏家族寻根
• 5、请介绍一下李四光的兄弟姐妹，李林院士的后代
• 6、他是李先念的老搭档，西征军唯一幸存的军长，却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所谓的老将军后代合唱团是什么东西

老将军后代合唱团

成立于1958年的开国将军合唱团，曾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五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用《父辈之歌我们唱》《在太行山上》《英雄赞歌》等经典红歌，再次引领人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简介

“将军后代合唱团”得到了将军后代们的热情响应，现在已经[1] 有200多人加入了这只新的队伍。将军后代合唱团由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同志担任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中将担任政委，抗日名将马本斋将军之子马国超少将、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慧同志分别担任副团长和副政委。罗荣

将军合唱团

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将、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同志担任合唱团顾问。

发起成立“将军后代合唱团”直接缘由就是为了纪念五十年前成立的“将军合唱团”，以及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用六个歌唱——歌唱父辈和英雄，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勤劳的中国人民，歌唱英勇的人民军队，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传承革命前辈的爱国精神。

将军后代合唱团“唱响中国”系列活动启动之后，将在2009年纪念建国60周年和将军合唱团50周年之际，用歌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歌唱今天的美好生活，向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基层部队官兵献上一份独特的共和国生日礼物。

将军后代合唱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建团之初，我们也曾担心今天的80后、90后能否接受红歌？”贺炳炎将军之女贺北生说，“但在几所高校演出后发现，不仅大学生们全程跟我们合唱，还在学校掀起了一场学习历史、军事史的热潮。看来今天的年轻人不是不想了解革命历史，而是了解得太少。在接下来的全国公益巡演中，我们更有责任加强对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宣传。”

抗日战争新四军几个师？

新四军是在八路军改编之后开始谈判组建的，军长职务人选曾经经历了激烈的斗争，重庆方面第一次提出的人选是“老四军”原军长张发奎，甚至又提名了土木系老大陈诚兼任，均遭到延安方面的严辞拒绝，最终，双方同时认可了海外归来的叶挺将军。

（一师师长粟裕）

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期间，曾担任“铁军”第四军著名的独立团团长和师长，因此新四军这个番号其实是他提议的，意即继承北伐铁军和井冈山红四军的光荣传统。这个番号与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一样，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设置的军级番号，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的主体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于1937年10月集中整编而来，初创期只有10300余人。因此没有设置师或者旅的建制，只由军部下辖四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军长陈毅、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

但是叶挺毕竟不再是党员，因此新四军实际负责人其实是副军长、分局书记项英，在华北八路军大发展的时期，扩军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新四军的壮大，到1941年仍然不过六个支队25000余人，继续保持各支队下属团的编制，也无师旅级番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以陈毅为代军长，并着手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系，原拟组建四个师，最后总共完成了七个师的整编，其中二个主力师是由八路军改编而来的，即黄克诚的第三师和彭雪枫的第四师。

（三师师长黄克诚）

第一师，师长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由新四军原第1、第2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而来，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下辖第1、第2、第3三个旅，创建时全师约11000余人。

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新四军副军长兼），以原新四军第4支队发展而来，下辖第4、第5、第6三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创建时全师共18000余人。

（四师师长彭雪枫）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黄桥决战时，八路军山东军区组建“南下支队”进行增援，到达苏北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下辖第7、第8、第9三个旅，创建时全师共20000余人。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前身是八路军第四支队，下辖第10、第11和第12三个旅，创建时全师15000余人，1944年9月彭雪枫将军不幸牺牲后，继任四师师长的是张爱萍将军。

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前身是新四军第4支队和河南、湖北等地抗日武装共同组成的“鄂豫挺进纵队”，创建时共辖四个团15000余人。

（五师师长李先念）

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由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下辖第16和第18两个旅，创建时全师8000余人。不过该师同年11月即与一师对内实行合并，统归粟裕指挥，对外仍保留第六师番号。

第七师，师长张鼎丞，由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以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共辖四个团和一个教导队，张鼎丞并未实际到职，由谭希林任代师长，创建时全师共3000余人。

（六师师长谭震林）

新四军重建时的七个师加军部直属部队共计96000余人，比新四军刚成立时的10300人壮大了九倍。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新四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总兵力达到30余万人，除第三师和第五师外，都编入了后来的华东野战军。1955年授衔时，粟裕、黄克诚和张云逸三位师长被授予大将军衔。

当时酝酿的大将授衔名单中，也曾经有新四军其他几位师长李先念（已任副总理）、谭震林（已任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以及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名字，但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转入地方工作，最终没有授衔。

（七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的 历史 或以划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组建初期，由叶挺为首任军长。部队的来源是对当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的江南8省游击队进行收拢组编。当时军以下是以支队的形式编成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第二阶段是皖南事变以后，叶挺被俘，以后又重建了以陈毅为军长的新四军部队，下辖七个师：1师师长粟裕，2师师长张云逸，3师长黄克诚，4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接任，5师师长李先念，6师师长谭震林，7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成立时没有师和旅的建制，只有相当于旅的支队，共编有第一至第四支队，共10个团（1-9团，手枪团）。此后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支队和团番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军部和直属军部的六个团（新老一团、新老三团、第五团、教导团）遭到严重损失，2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并建立了7个师、1个独立旅的建制。

第一师为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1-3旅共9个团，11个地方独立团和一个统战性质的“联抗”司令部（约两个团），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为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4-6旅共9个团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后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第三师由原八路军五纵队编成，下辖7-9旅共9个团，皖东北保安司令部、淮海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四师系原八路军四纵队，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后张爱萍），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7-9旅共9个团和萧县独立旅；第五师系活跃在鄂豫皖的豫鄂挺进纵队，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彬；第六师系活跃在苏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救国军所属部队，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共6个团和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第七师由原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人员组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19旅和挺进团共4个团。此外由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共3个团，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军部直辖特务团和抗大五分校。

1942年7月因第五师远离军部，改由军委直接指挥；10月26日，鉴于在江南作战的第六师遭日伪“清乡”重创，原活动在苏州一带的18旅北上江北，划归第一师，原活动于丹阳一带的16旅仍留江南，第六师内部并入第一师，对外仍保留称呼。至抗战胜利前新四军部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精兵简政和两次大扩军，抗战胜利时除原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师外又增编了许多纵队、支队、旅和团，但未建立新的师，原本 计划在苏北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后恢复第六师，但粟裕、叶飞先后南下后原第一、第六师部队发展迅速，成立了拥有四个纵队、十二个支队的苏浙军区，规模已远不止师级，因此第六师在抗战期间都未恢复。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三师北上东北，第五师成为直属中央的中原军区，第二、第七师随军部北调山东，其余部队整编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后山野二纵五旅南下，和淮南军区第六旅、独立旅编为新二师，第八纵队改称第一师，第六纵队改称第六师。

1947年1月下旬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新四军番号取消，原新四军部队主力和山东军区部队合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下辖1-4和6-12共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等7个步兵纵队全部或大部为原新四军部队。

综上所述，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才出现师的编制，最初有7个师，后第六师实际上撤销，抗战胜利后又先后组成过同时属华中野战军和新四军指挥的第一师、第六师和新二师，一共有过10个师的番号，其中第一、第六师番号曾经两次出现。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毕竟是属于我党的主力部队，就武器装备来说比起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那么，新四军的编制是怎样的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红军最初的改编；

1937年2月，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的相关事宜进行会谈，并提出：

并组成一路军，且要 设立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 但是，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在抗日的同时也在预防红军的壮大，所以国民党只给出 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且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了师长一职可以由延安调配以外，其他军官则须由南京配备，并且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

关于部队编制这个问题，国共两党僵持了很久，双方都不肯让步。

最后，毛泽东考虑到抗日救国的大计，便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并致电周恩来：

最后拟定： 红军编为3个师，总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总计4.5万人。并批准设立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这便是 历史 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只可惜，这原本就已经批准了的方案又被蒋介石给“驳回”，对，他反悔了。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在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演习失踪一士兵为借口，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1937年8月，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淞沪会战随即到来，蒋介石在调动军队准备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原来的“三八协议”。

但是注意了，改编后的红军并不是新四军，而是“第八路军”，而所设三个师，则分别是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和刘伯承的129师，并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同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 将南方八个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由叶挺担任军长。

后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并由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刚开始形成编制之前，人数并不多， 只有一万零三百人，皖南事变时也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

后来， 经过一番整改，新四军最终共编为7个师，总计九万六千人，比起皖南事变时的2.5万人，多出了7万多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出现了许多上将。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张鼎丞，第三支队张云逸，第四支队高敬亭，鄂豫皖红28军改编。

后来第三支队一部留在皖南护卫军部5长江流域发展，第5团在皖中；第四支队发展成为江北指挥部，第一、二支队合并，发展成江南指挥部。随后江南指挥部的主力北上过长江，成立苏北指挥部。

皖南事变后，江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江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二师，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皖中的部队和皖南零散人员编为新四军第七师。这是新四军部队发展出来的四个师。

第四支队出皖中淮河流域后，留在鄂豫皖的人员独立发展，皖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但是没有实际隶属关系。只是借机会把部队变成正规番号，以合法化。抗战胜利后，成为独立的中原军区，在中原突围中名存实亡。

彭雪枫从华北带部分人员到鄂豫皖工作，随后建立游击支队向皖北活动，建立了第6支队，（第五支队是第四支队发展出来的）。后逐渐扩大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编为第四师。该部和八路军、鄂豫皖都有关系。

华北八路军南下部队第344旅，在苏北活动。皖南事变后为增强新四军实力，改为新四军第三师。该部实际上和新四军没有渊源。抗战胜利后，就被调到东北，脱离了新四军序列，新四军各师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粟裕率领一、六师南下苏浙，北返后苏浙第四纵（原一师第1旅）跟着陈毅到了山东，第二、四、七师也跟着陈毅到了山东，成为陈毅在山东的基本部队。山东主力只有鲁南第八师。苏浙其余的部队苏浙第一、三纵队（一师2、3旅）留在华中成为粟裕的两个拳头——华中第一、六师，还是新四军时的番号。

所以1941年初新四军重建，下辖七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二、六、七师属于，原来的新四军。第五师是编外人员的，第四师是临时人员，第三师是借调人员。

最初毛打算编五个师，只包括第四师。

毛主席在他的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开篇中就讲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是对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最准确的定义。

日寇的猖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敌！

原长征到陕北几大方面军的主力组建了八路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约四万余人。

主力红军北上后，留在江南八省打游击的红军则组建成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首任军长为叶挺，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下属不是师，而是四个支队。按其组建发展、受挫又崛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组建之初，叶、项为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的司令员依秩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约一万余人。他们都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极艰苦条件下八省坚持打游击的留下来的红军。

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皖南事变，几千新四军战士和正副军长一样，或被捕或牺牲。

二，党中央决心重组新四军。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下辖七个师。师长依秩为：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

他们在敌后搞得日寇、敌顽永不安宁，直到抗战结束前，蒋介石接到情报，吓了一大跳，此时新四军总兵力已超过34万，比他的一个战区还要多。

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构成了华中、尤其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新四军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功勋卓著！

正如《新四军军歌》

中唱的：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于苏北重建新四军，以陈毅为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将新四军剩余部队及八路军南下支援部队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由此迅速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各师兵力相差悬殊。

新四军第一师由位于苏北的新四军部队组成，为新四军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合编后发展而来，共辖三个旅，总兵力1.1万余人，师长为粟裕，政委是刘炎（未到任，由粟裕兼任）。

新四军第二师由位于皖东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主改编而来，师长为张云逸，政治委员是郑位三。第四支队是新四军早期四个支队中兵力最多的支队，由高敬亭将军所率领的红28军改编而来，后高敬亭被错杀，由张云逸领导，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后辖3个旅、2个联防司令部，总兵力1.8万余人。

新四军第三师由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的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来，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城任师长，共辖3个旅，总兵力两万余人。新四军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来，最初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总兵力1.5万余人。1944年，彭雪枫于河南夏邑指挥作战时牺牲，张爱萍继任师长。

新四军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豫鄂挺进纵队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及湖北、河南地方抗日部队发展而来，司令员为李先念，改编为第五师后由李先念任师长，总兵力1.5万余人。新四军第六师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组成，谭震林为师长，总兵力8000余人。新四军第七师由安徽长江沿岸新四军一部及“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组成，张鼎丞任师长，全师仅3000余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都有许多上将军衔。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新四军五师的后代在此冒个泡。

他由许世友勤务兵变搭挡，最年轻有为的军政委，23岁喋血祁连山

西路军3个军21800余人，其中主力是红三十军7000余人，其次是红九军约7000人，红五军3000人。而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和民团总人数为12.5万人，是红军的6倍。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共有十一人，他们是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而最年轻就是本文主人公陈海松。

当时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随李先念的红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红九军行动。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参谋长陈伯稚、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骑兵师三个师、七个团，约7000余人。

陈海松（1914年-1937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南罗山宣化店李陈洼村（今属湖北大悟）一个普通农家，念了八年书，在当时算是一个少见的知识分子。

陈海松烈士

在家乡曾任童子军团长，16岁参加红军，先是在许世友部下当一个勤务兵，许世友觉得他有文化知识又精明能干，提拔担任机枪连指导员。

他从连、营、团政治委员升到红9军第25师政委，而当时红25师的师长正是陈海松曾经的老上级许世友，两人才分开三年，陈海松竟然和许世友平起平坐了，而那时的陈海松仅仅才十九岁，真是少年英雄俊才。

他们互为信任，互相配合，一路征战，使25师这个由3个鄂豫皖的老团组成的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

红25师一直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铁拳头之一，另一个是红30军88师，师长是熊厚发，政委是郑维山。

红九军进抵干柴洼（今古浪县干城乡），这是一个无险可守的村寨，刚到不久，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指挥部队和民团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天上还有三架飞机助战。

一时间，枪炮轰响，敌人步骑轮番冲锋，红军士兵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人称红九军军部“活诸葛”的作战科科长刘培基（原二十七师参谋长）壮烈牺牲。

当日夜，红九军放弃干柴洼，进军横梁山，来到古浪城。

古浪城在古浪峡西口，汉时为苍松县址，三面临山，三山之间夹着三道川，从西面可眺望祁连山，西北直通凉州，自古是兵家要冲之地。

1927年4月23日，凉州发生7.75级大地震，古浪城内房屋全部塌毁。9年过去了，古浪仍是街市破败，城墙颓塌，地势低矮，几无险要之处，几乎无城可守。

电视剧照

孙玉清、陈海松、曾日三等军政领导，站在残垣断壁的古浪城上察看地形和部署防卫。

荣膺“战将”美名的孙玉清是红四方面军中唯一破格由团长提升为军长，战功显赫，作战经验丰富。

红军占领了古浪城惊动了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和马步芳，当即电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城。

11日16日，马部步骑配合，全线进攻。

17日，朱绍良派出轰炸机前来助阵，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

18日，战斗更为惨烈，尽管红九军全体指战员英勇血战，但古浪己危如累卵。

敌人突破了南山制高点冲进城中，骑兵挥舞着马刀在街巷横冲直撞，挥刀乱砍乱杀，鲜血满地，惨不忍睹。

激战中，跟随红九军行动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亲自抓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军长孙玉清也挥刀与敌人肉搏。

陈海松左手负伤，右手举着驳壳枪大声喊到：“同志们！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

陈海松

古浪战役，红九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多，接近3000人，主力25师以及27师受到重创，特别是25师的73团，诞生于黄麻起义，是红四方面军最早最有战斗力的两团之一。第73团、第75团分别荣获总指挥部授予的“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

尤为可惜的是参谋长陈伯稚、25师师长王海清、27师政委易汉文壮烈牺牲，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

徐向前元帅

红九军决定连夜突围，陈海松政委看着不能带走的重伤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给敌人写下了一封信，希望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杀害红军伤病员。并把留下的重伤员集中在几个房子里，每人发了三块大洋。

马家军占据全城，古浪一片火海，大肆残害红军战俘和伤病员，几无幸存。

马家军残杀西路军

总部任命王树声兼任红九军军长和政委，徐太先任政治部主任，李聚奎任参谋长。

不久，总部恢复了陈海松的政委职务。

高台战斗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牺牲，总指挥部任命孙玉清为红五军军长。

来自于红一方面军的李聚奎因主持过古浪失利的调查，担心难在陈海松手下工作，但谦和的陈海松却非常尊重这个参谋长。

陈海松率领红九军，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犁园口，抢占巩固犁园口，掩护总部及红三十军进祁连山。

刚刚赶到距梨园口，还有八九里的小村子梨园营，数不清的敌人骑兵分两路向红军追来，黑压压、杀腾腾，卷起阵阵黄风野尘，浩荡而来。

陈海松立即命令仅有几百人的部队迅速占领一个土围子山头，敌人用山炮猛轰土围子，紧紧包围着。

悲哀的是子弹奇缺，除军部人员还有挺机枪和每人有30发子弹外，战斗部队简直处于束手待毙状态。

敌人登上对面高地，机枪一吼，简直就是屠杀，死伤惨状目不忍赌……

如果陈海松决定以生为出发点的话，警卫人员完全能掩护他很快撤走，然而陈海松没有这么做，他说“要给30军争取时间”。

影视剧照

看着生死与共、经历百战的老战友一个个惨遭阵亡，他悲痛欲绝，眼睛愤怒地血红血红。

在机枪手倒下的一刹那间，陈海松猛地跃起，飞一样的前去抱起机枪。他当过机枪连指导员，枪法精熟，扫倒了一大片敌人，吸引了对面山头敌人的注意力。

敌人居高临下集中全部机枪对付红军这挺唯一的机枪，一阵猛烈扫射，陈海松倒下了。

他看见了红九军保卫局长陈宜贵，命令他赶快带领机关干部撤退，这里我留下掩护。

陈宜贵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政委，率领机关干部和一部分战士，在总部和红30军之后撤进了梨园口。

陈海松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个战士，疯狂进攻的马家军，发现陈海松身边的战士都用快慢机盒子枪，断定他不是一般干部，想抓活的。

陈海松身上多处中弹，斜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沙土。陈海松的机要秘书李良兴，一边抹眼泪，一边把快慢机横挂在胸前，双腿往下一跪，背起陈海松血糊糊的身躯，就沿山腰的一条沟坎跑。

他不顾一切地喊：“政委，政委，坚持啊，我们会冲出去的。”

后面的战士发现政委已经牺牲，仔细看了看放下的陈政委，全身打得到处都是弹洞，简直没有一块完整的肉……

他俩先选了一个沟坳，把陈海松的遗体放了进去，用双手撮土，刚埋了政委身子的一部分，他的右脸就遭到冲上了敌人刺刀一戳，顿时鲜血长流，眼冒金星。

影视剧照

李良兴曾是许世友的号手，他忍着剧痛，用跟许世友军长学过的一个“鹞子翻身”的武术动作，掏出胸前25发子弹的快慢机，把前后的三个敌人全部击毙，自己也倒在陈海松政委的遗体旁。

梨园口阻击战，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红25师政委杨朝理壮烈牺牲。

至此，红九军军长孙海清被俘杀害，政委陈海松牺牲，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军师级干部大都牺牲。

西路军三个军中，两个军长董振堂、孙玉清牺牲，唯一牺牲的军政委就是陈海松。

李先念

参照另一位军政双优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来讲，他任过新四军五师师长，中原军区司令员，解放后湖北省委书记、财政部长、副总理，1955年授衔时由于在地方工作，最初拟定的是大将，后来虽没有授衔，享受的却是大将待遇。

假如，陈海松不牺牲，建国后必定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

1937年5月，在延安宝塔山，中共中央为在西征中牺牲的陈海松等高级指挥员举行了追悼会。

陈海松牺牲前没有结婚，因而没有后代。2017年陈海松烈士纪念日，陈海松的侄子陈道良，曾赴陈海松牺牲地甘肃省临泽县参加公祭活动，并从陈海松的墓地捧回一抔泥土，以寄哀思。

李氏家族寻根

李 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位的大姓，拥有人口一亿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九。

寻根溯源

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之后裔。以官职为氏。春秋时赵国将领武安君的后代有李左车，其后以李命姓。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出自他族改姓。三国时赐僚族分支为李姓，代北鲜卑族复姓叱李氏、高护氏等改为单姓李氏。出自他姓改李姓。唐时，徐、邴、安、杜、胡、弘、郭、麻、张、董、罗和少数民族的鲜于、阿布、阿跌、舍利、朱邪等十六个姓氏的异姓有功之臣被赐姓李。

得姓始祖

李利贞。颛顼的后代皋陶，在尧舜时担任掌管刑狱的理官，皋陶断案非常准确，从未出过差错，在当时名声很大。他的子孙世袭了“大理”职务，并以官为姓，称为“理氏”。商代末年，皋陶后代理征因办案公正，得罪了纣王，被暴君无故处死，其妻带着儿子利贞逃难，一路上以木子(木子即李树的果实)为食才得以活命。为了不忘这段蒙难的历史，记住“木子”的救命之恩，利贞的母亲决定将“理”姓改为“木子”构成的“李”姓。李利贞从而就成了李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李姓最初发祥于河南省鹿邑一带。先秦之时已有李姓族人迁居山西、四川等地。汉代两大支系即陇西、赵郡两望族已基本形成，并开始在北方各地播迁。到三国时，李姓族人已迁居到今辽宁一带，向西北已迁至今宁夏一带，向东南已迁居至今江苏、江西，向南已迁入今湖北，向西南已迁至今云南。魏晋南北朝时，已是全国的大姓。至唐代，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的李氏作为国姓很是显贵。李姓大举南迁也始于唐代，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唐初，李姓部分人南迁，其中河南的李姓族人有的在唐高宗时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是最早的入闽者；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时，又有不少李姓族人迁往南方；第三次是黄巢大起义至五代，因中原长期动乱，又有不少李姓族人入闽在莆田、晋江定居。从明末开始，闽粤李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南迁的结果，使李姓族人开始遍及江南大部分地区，而且远播海外。明清之际，李姓族人已广布全国各地，真可谓泱泱大族，枝繁叶茂。李姓在北方诸省中所占比例较高，可逾百分之十八，而南方诸省中所占比例则不足百分之八。

郡望堂号

李姓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据《广韵》所载，主要有十二个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赵郡，治所在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顿丘郡，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渤海郡，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渤海湾沿岸一带；中山郡，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州)；襄城郡，治所在襄城(今河南襄城县)；江夏郡，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梓潼郡，治所在梓潼(西魏改巴西，今四川梓潼)；范阳郡，公元二二六年改涿郡，治所在涿县(今河北涿州)；广汉郡，治所在乘乡(今四川金堂东)，东汉移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梁国，公元前二零二年改砀郡为梁国，治所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堂号：

“陇西”、“赵郡”、“平棘”等。

宗族特征

历代李姓政治地位显赫。据有关史料统计，李姓族人仅称帝王者就达六十多人，这是其他姓族所不可比拟的。各支李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江西建昌李姓一支派语字行为：“辂德宝弼，岑林松荣，义乾朝集，千端可夫，亭文本处，如吉士春，韶淑近日，开正大光，明显忠厚，传家鸿儒”；河北高邑李氏派语字行为：“发荣从晋，钟秀在高，世继昌盛，光裕永昭”。

名人精粹

李耳：即老子，春秋时期陈国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周时以著《道德经》而闻名，也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李姓第一人。李斯：河南上蔡人。战国时任秦国宰相，曾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成就了封建帝业。李冰：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专家，战国时期任蜀太守。他曾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修建都江堰，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汉名将，他曾七十多次反击匈奴的攻掠，因勇敢善战，被称之为“飞将军”。李春：隋代工匠。他所创建的赵州桥，是我国现存的著名古代大石拱桥，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建桥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李世民：即唐太宗，祖籍陇西成纪。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其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刑法宽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贞观之治”。李白：祖籍甘肃秦安，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世人誉为“诗仙”。他的一生创作甚多，现存有九百多首，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静夜思》等。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南宋济南(今属山东)人，我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女词人。她一生创作了许多诗、词、文章，原有《李易安集》，已佚，后人辑有《漱玉词》。李元昊：党项羌族，公元一零三一年，承其父位，决定不再沿用唐宋赐姓，宣告西夏王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称西夏皇帝。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出身中医世家，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历时三十七年编写完成了《本草纲目》，对我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李自成：今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被称为“闯王”，一六四三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建立大顺政权，攻克北京。一六四五年被害。李汝珍：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清代小说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镜花缘》。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桂系首领。解放战争后期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一九四九年底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一九六九年病逝。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总编，《新青年》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先念：曾用名李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零九年生，一九二七年参加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一生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一九八三年六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北京病逝。

请介绍一下李四光的兄弟姐妹，李林院士的后代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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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2.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他是李先念的老搭档，西征军唯一幸存的军长，却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6年，为了打通河西走廊，红军3个军2万余人进行了西征，在这次西征中，我军损失惨重，3个军仅有红30军在军长和政委的带领下，保留了400余人的革命火种，辗转抵达了新疆。

政委就是大家熟知的领导人李先念，而他的搭档，是后来东野九纵的第一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堪称上将履历，但在1955年授衔却让人惋惜。他就是曾被毛主席赞为“不世之才”的开国中将程世才。

程世才将军于1912年出生于湖北大悟，家中以务农为生，饱受地主欺凌，让他从小在心中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7岁时，程世才投奔了位于我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入伍后，他作战勇猛，思想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到2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红11师33团政委。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国民党的围剿中突围，而蒋介石派卫立煌率2个师一个旅的兵力从3面对我军进行追击。

为了让大部队突围成功，33团担负向敌发起反进攻的任务，在激烈的交战中，团长吴云山壮烈牺牲，而程世才则亲自率队冲锋，用砍刀与敌人肉搏，在全团完成任务突围成功后，他却因重伤昏迷。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再次派军进行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制定了集中力量先歼敌一部的战术，而33团再次担任了堵住敌人后路的艰巨任务。

在程世才的指挥下，33团将士们在凌晨向敌人发起进攻，势如破竹，俘虏了大量敌军，而33团也因这一战被授予“攻如猛虎团”的荣誉。

战后，红11师被扩编为红30军，李先念出任军政委，程世才出任下属第88师师长，在他的训练下，33团也成为一支极擅夜战的队伍，被誉为“夜老虎团”。

1935年，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要西渡嘉陵江接应红一军团，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江和数万敌军的防御，可以说这个任务凶险万分。

而这次渡江战役的先锋任务再次落到了程世才头上，程世才接受任务后，立刻亲自带队侦察了嘉陵江的特性，结合地形和气候选好了渡江地点。

渡江的时间被程世才定在了凌晨，“夜老虎团”再次发威，数十艘船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江对岸，将还无防备的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干脆利落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红30军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后，毛主席在毛儿盖亲自接见了程世才，他对程世才所指挥的渡江战役印象十分深刻，当众称赞他：

而不久之后，还未满23岁的程世才就接替余天云担任30军军长，与李先念搭档。

1936年10月，根据中央命令，红5、红9、红30三个军共两万余人踏上了西征路，这段征途十分悲壮，在兵力远多于我军的马家军穷追猛打以及后勤保障匮乏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损失惨痛。

无可奈何，西路军只能悬着选择经地势险要的祁连山脉分别突围，程世才和李先念带队队伍经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过上千里的茫茫戈壁，终于与中央派出在星星峡接应的队伍汇合了，而此时出发的三个军，只有30军的两位首长幸存，战士也仅剩400人。

然而队伍经过重整后，他们又很快踏上了抗日战场，程世才先后担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挺进军参谋长、支队司令和抗大分校校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程世才第一个奉命率军突进东北，先后担任多个军分区司令和东野九纵司令员，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世才先担任公安部队的第一副司令，主要负责公安的作战和训练工作，为肃清国内残匪耗尽了心血，其中就包括老仇人、流窜甘肃、青海等地的马家军残部。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其实从资历上来讲，程将军是完全可以授上将的。

例如曾任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骑兵师师长的许世友等人，都是授予上将军衔，可程世才作为30军军长、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员，仅授中将，确实是偏低了。

要知道，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授予的是大将军衔，给程世才一个上将是毫不逾规也没有人会有异议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西路军失败后，程世才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抗战时期他一直是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也只是纵队司令，在新编制兵团级后并未担任兵团司令。因此，最后给程世才评定中将，也有一定的依据。

不过，对程世才将军自己来说，是毫不在意的。他后来长期担任我军装甲兵部队的副司令，为这一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直到70岁才退居二线。

李先念在评价他时说道：

1990年，程老因肺癌在北京病逝，可以说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祖国的建设，毫不在乎个人的得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